神州人何以喜欢混入假的?

剧情确实比较牵强,如果抛开道德伦理的标杆,这个结尾可以说得上是个烂尾了。整个影片也可以概括成达米安是在夺走他人私有财产和放弃争夺里做出了一个选择,只不过这个私有财产极其重要到是一个人的生命记忆和意志。很难不去想象一定有一天生命科学技术会发展到那一天,那个时候可能标榜最重要的不再是银行里的存款而是个体的存在了。但如果论及道德,这种技术无疑会掀起大规模的恐慌,对于富商来说,“剥夺”他人财产本身就是存在价值的一部分,所以把这个主体设置为商人和其最后的选择是有些反差的。而如果让生命只沦为一副皮囊,生命存在的价值就趋向于零了,从这点来说让我感到失望的是达米安在一个陌生皮囊下过活了几个月,比经历癌症更多的经历了一个抗拒药物的过程,最终意志消除,可悲的是他死于无形之中,没有载体的死去。相当于主动放弃“私有财产”,精神可叹,商人活成了慈善家。
(个人意志更多点,所以显得不入道德大流,不过话说完了,至少我们这个时代恐怕还有不了这样的待遇吧?)

自由主义者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大都从人性恶出发,从而推论和演绎出一整套的宪政政治逻辑体系,这当然对洛克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洛克并没有就此止步,他从人类在自然状态的不便中切入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合道德性、合目的性。

“人类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权利,因而可以享用肉食和饮料以及自然所供应的以维持他们的生存的其他物品。”

这就又形成了一对矛盾:人们是不能不储蓄不投资不生产的,因为没有生产就没有收入。所以人们总得在一定程度上压制当前的消费以储蓄,以投资,以生产,以谋划未来;而这个预期、谋划的过程,更是需要时间的;并且在经济发展中,这个预期、谋划的过程(或生产过程)越长,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大数量的财富回报

暴政以恐惧为根本原则,以谎言为基本信条,以暴力为强大后盾,以权力滥用为主要表征,侵犯人的肉体与精神,使人成为工具。洛克对暴政进行了简化,他衡量暴政与否只采取了一个惟一的标准。在他看来,暴政就是政府超越法律,把政府置于法律之上。”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他还说,”统治者无论有怎样正当的资格,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人民的财产而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私愤、贪欲和任何其它不正当的情欲为目的,那就是暴政。”真正的暴政就是违背法律的暴政,违背法律的暴政就是透骨入髓的暴政,这种暴政使每一个人都处在战争状态,使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成为狼与狼的关系,使每一个人都没有合理的预期,使每一个人都朝不保夕。指鹿为马、朝令夕改的暴政让每一个人的生命与财产都失去了归宿,自由自然更是免谈。

“就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

各种虚假充斥当今中国社会:学历造假,论文造假,科研成果造假,统计数据造假,医院造假,食品造假……可谓触目惊心,这个是无需列举更多、更具体的实例了。

自由就是在法律之内的自由,在法律之外无自由,如果说法律之外有自由,那也是特权者的自由,是专制者的自由,是权力者的自由,是给自由以毁灭性打击的自由。”就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以法律的名义、上帝的名义、以高尚的目的也不能侵犯自由。

洛克悟透了人性,他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总有万般不如意,这种万般不如意总会激发人们离开地平线的理想。这种理想,看起来诱人,听起来伟大,真正要实施起来,远不是那么回事。在海市蜃楼的边上,就是人类的万丈深渊,进入海市蜃楼,就进入了地狱之门。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大家就能明白什么是“时间偏好”了。

有人因事业而不朽,有人因思想而永生。那些永生的思想者,是因为他们懂得人性,他们知道人性在哪里闪光,他们知道人性在哪里失明。洛克是深谙人性的一位自由主义者。在政治思想史上,无论是自由主义思想还是人权思想,都有他的足迹。不但有,而且是鼻祖。

思想家的目的,就是要给人一条线,线的这头牵着人性的堕落,线的那头牵着人性的升华。这条线会让人脚踏实地实地行进,恪守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的底线,一步一步行进。

很显然,“时间偏好”蕴涵了这么一个选择:你到底是应该偏好于眼前消费更多些呢?还是应该偏好于未来更多些?这是一个时间偏好水平的程度高低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国家)中,人们的时间偏好水平普遍偏低,这意味着他们更乐意牺牲眼前的消费而谋划未来,将其收入用于储蓄,投资于未来,期待更大的回报;相反,如果人们的时间偏好水平普遍偏高的话,就会表现得急功近利:人们将不仅更倾向于眼前的消费,今朝有酒今朝醉,而且获取财富的手段也会变得无所顾忌、不择手段

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洛克从不高扬人的道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道德观,道德观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个体的道德千姿百态,群体的道德也是基于底线的道德,在群体中高扬道德,尤其是推崇高尚的道德,那无异是破坏了每一个人的道德生命力,使每一个人在高尚的道德面前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他只谈底线的道德,这个底线的道德,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他告诉你,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处于战争状态,人的生命永远都是第一的,生命是极其重要的,没有了生命,什么都没了,任何人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能夺去别人的生命。他有一句话说得真好:”一个人既然没有创造自己生命的能力,就不能用契约或通过同意把自己交由任何人奴役,或者置身于别人的绝对的、任意的权力之下,任其夺去生命。”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保障生命、私有财产和自由。

“活在当下”,是因为时间太稀缺。人们对未来已不抱期望,或根本就不敢抱以期望——不存在任何普遍确定性与安全感的未来不是未来——没有财产权的人,他的未来时间是一个空洞的零;因为这种对于时间的紧迫感,他茫然而无所适从,他焦虑而恐惧,他无法确定他自己是否一个完整的人,他也就无法要求自己遵从做为人的基本道德律令与处事原则。

反抗的权利,绝不能放弃。

公共福祉就是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侵犯。

当下商品的消费优先于对未来商品的期待。人总是希望尽快地满足自身欲望与目标,这是由人类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时间偏好”法则决定的:从人一出生起,他最稀缺的一个要素,就是时间。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生命时间的短暂,那种压迫感,并且无力改变。这就决定了人不可能将其全部的收入储蓄并投资于未来(如用于生产),他首先得用于当下的消费。

每一个人都具有同等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同等的生命尊严和生命诉求,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值得珍惜。上帝造人,并不是让每一个人破坏自己的生命,也不是让其它人来残害自己的生命,否则就是处在战争状态。无论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都没有理由灭绝失败者的生命。生命是神圣的,因为上帝而神圣。生命是高贵的,它让人活得有意义,让社会富于色彩。每一个生命都如同花一样释放出自己独有的芳香。没有了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生命,上帝就会被亵渎,社会就失去了活力,人类社会就失去了光泽。

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劳动,不劳而获,那是在浪费上帝赐予的生命,是对上帝的不敬。

一个社会中,人们时间偏好水平的高低,与回报预期是紧密相关的。而影响预期的一个核心因素,是财产的安全性。

洛克从人性的底线出发,从人性的经验出发,来论证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分析政府存在的基本目的。人类从自然状态里走出来进入契约社会,必然把人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但人的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即生命、财产、自由。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追求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为了公共福祉。公共福祉就是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侵犯。

如果说法律之外有自由,那也是特权者的自由,是专制者的自由,是权力者的自由,是给自由以毁灭性打击的自由。

至于明天——明天谁知道呢?

洛克做到了,洛克也因此不朽。

人类从自然状态里走出来进入契约社会,必然把人的一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但人的三个基本权利不能交,即生命、财产、自由。

然而,自1949年以降,集体主义伦理被强制推行,中国社会完全不再承认人的自利、个人的财产权,并视私有财产为“一切罪恶之源”。尤其是前30年,在“一大二公”的极端公有制体系时期,个人被极度压缩,连生活消费品都几乎没有“个人的”存在的余地,就更不用说生产性资料了;个人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甚至连人的本身,也是“公家的”。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私有财产,但实际上,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社会舆论,都仍然还是在根本上否定私有财产权。《宪法》第十二条与第十三条组合在一起,就明确规定,为了“公共的、集体的或国家的利益”,国家有权“征收”个人的私有财产。今天我们随处可见的各种“征地强拆”,或以“打黑”、“整顿”、“监管”甚至“保护”之名,对私营企业进行鲸吞的诸多例子,其实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法理依据”。一个政策,一个“以大局为重”的幌子或一个“国家利益需要”的理由,就可以让你省吃俭用一辈子用血汗建起来的房子一夜间被推平,让你殚精竭虑经营的企业被瞬间化为流水。

人性具有堕落的倾向,人性也有升华的本能。思想家的目的,就是要给人一条线,线的这头牵着人性的堕落,线的那头牵着人性的升华。这条线会让人脚踏实地实地行进,恪守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的底线,一步一步行进。

洛克是深谙人性的一位自由主义者。在政治思想史上,无论是自由主义思想还是人权思想,都有他的足迹。不但有,而且是鼻祖。

无数人把这现象归之于“中国人道德素质低下”,更多的人则说这是“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恶果”。中国人道德素质是不是真的天然低下,这不是我在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既然有那么多的人认为中国人造假“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恶果”,我今天就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谈谈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造假。

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的终级目的不是生命本身,也不是财产本身,而是自由。生命与财产并不是人的最终追求,并不是人的最终归宿。自由才让生命大放光彩,才让财产展示人性的光辉。没有了自由,生命只具有了工具性意义。没有了自由,财产就失去了精神之根。自由并不是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利己主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自由”并非人人爱怎样就可怎样的的那种自由,而是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

私有财产之所以是神圣的,那是因为有了人的劳动。

“活在当下”,这一句今天“特色国情”下中国人普遍的口头禅,正是人们的时间偏好水平普遍偏高的最好的证明。因为不存在受保护的确切的财产权,当个人的合法努力不能产生预期的回报,不能在严格的法理意义上成为人们追求幸福、满足自身价值,获取更好的社会地位的手段时,当未来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时,人们不仅更倾向于消费,今朝有酒今朝醉,而且获取当下的满足也将不择手段:谎言、欺诈、造假,甚至抢劫、掠夺……为了达到满足的目的,人的行为根本就不可能有较高的道德标准与处事原则。所以哈耶克总结说:“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

洛克悟透了人性,他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总有万般不如意,这种万般不如意总会激发人们离开地平线的理想。这种理想,看起来诱人,听起来伟大,真正要实施起来,远不是那么回事。在海市蜃楼的边上,就是人类的万丈深渊,进入海市蜃楼,就进入了地狱之门。

他告诉你,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处于战争状态,人的生命永远都是第一的,生命是极其重要的,没有了生命,什么都没了,任何人无论以何种理由都不能夺去别人的生命。

一个人存了一笔钱,1万块;这时你跟他说,把这笔钱借给我吧,一年之后我一分不少地还你1万块。如果我们排除欺诈、感情以及通货膨胀等等风险因素,他也同样是不乐意借给你的。为什么?你想啊,现在手里的1万块,那是“现货”,他想买啥就能买啥,能马上满足自己当下的很多欲望;而借出去了的话,就是“期货”了,至少在这一年之内就不是他的,不能由他随意支配了;他得眼巴巴地再等上一年才能买到他早已中意的最新款苹果手机,他当然就不乐意了。“现货”的价值大于“期货”,更值钱,这也是为什么借货需要支付利息的原因与正当性,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了,我们这里不予讨论。

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劳动,不劳而获,那是在浪费上帝赐予的生命,是对上帝的不敬。”人类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权利,因而可以享用肉食和饮料以及自然所供应的以维持他们的生存的其他物品”。凡是自己加入的劳动的东西,”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劳动不但创造价值,而且劳动还必然使自然物品成为私有财产。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劳动获得财产,不能以攫取别人的财产为目标,每一个人的财产都必须得到保障。

政府守法,是社会和谐之源,稳定之源,繁荣之源。

世间的人,生存的首要目的是保有他自身的生命,追求与享受生命过程的幸福,实现自我的满足与价值。这个过程中,“幸福”、“满足”与“价值”等概念,与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并无关系;关键就在于,这些是一个人行为的最初动因,是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是总的根源。同时,每一个人也都有其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的内在意图,形成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各种想法。而在这些行为、想法中,有一条普遍的规律是,每个人都希望尽快地实现其欲望与目标的满足。在经济学中,这一法则叫时间偏好,即,每个人都喜欢眼前的商品或服务而不喜欢等待相当长的时间才得到这些商品和服务

洛克名言:人类三种权力不能交于政府。

凡是违背政府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者,就是叛乱者。

集体主义的道德伦理之下,个人不存在确切的、神圣的财产权。个人财产甚至包括其自身,随时有“被奉献”、“被牺牲”以满足“他人的、集体的、国家民族的需要”或被称之为各种“梦”的“长远利益的需要”的可能。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必然普遍缺乏安全感甚至处于一种绝望的状态之下。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人们的时间偏好水平必然普遍偏高。“大跃进”与“文革”时代,苟活着的人们今天不知明朝生死,导致全社会陷入集体狂乱与放纵,自上而下的“假大空”,阴谋与迫害,成为人类社会时间线上道德最为堕落的标本。

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志,就在于暴政退出了历史舞台,如果暴政避免不了,人们就有了反抗的必要性。洛克对违背政府目的的统治者提出警告,如果暴政持续下去,”无论什么政府都会遭到强力的反抗。”人们就会”以强力对付强力”,人们就”必须把他当作侵略者来对待。”为了维护人权与自由,人们必然具有反抗的权利。

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一个承认个人自利的社会里,个人财产在根本上来讲,受法律(或道德)保护,合法手段得来的财产在道义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会消失得不明不白。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存在着普遍的外部安全感,可以放心地节俭、储蓄,牺牲当下的满足,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努力,去奋斗——创造,或投资,以换取更多的财富;对未来更大满足的期待,压倒了当下欲望的满足。

私有财产之所以是神圣的,那是因为有了人的劳动。私有财产之所以是不可侵犯的,是因为侵犯了人类的私有财产,就破坏了人之称为人的基本道德底线。私有财产设置了道德的边界底线,侵犯了人类的私有财产,或者把人类的私有财产变为公有,那是破坏了人类的底线道德,使道德处在失范和无序状态。哪里没有私有财产,哪里私有财产没有得到保障,哪里的道德就会塌陷。私有财产之所以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因为私有财产是人类正义之源也是正义本身。人类在自然状态中获得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充满了正义性,人类进入契约社会,就是为了维护正义,维护上帝的尊严,保障私有财产就是维护正义的基本标志之一。破坏和侵占私有财产,就是以上帝为敌,就是向人类开战,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进入战争状态。

人类在自然状态中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充满了正义性,人类进入契约社会,就是为了维护正义,维护上帝的尊严,保障私有财产就是维护正义的基本标志之一。

人无恒产,必无恒心。在无确切私有财产权的社会中,“百年老店”只是个笑话。人的时间偏好普遍腾高,人的行为将普遍趋于短期行为,无人有信心期待未来,甚至无人敢作长远打算。吃进肚子里了的,才算是自己的,今天消费享受了的,才算是自己的;为了这些马上就能的满足,为了即刻的消费享受,能骗就骗,能拐就拐,能欺就欺,能诈就诈,甚至能抢就抢;若造假能获取暴利,满足当下的享受(说不定当暴利足够多时,还可以移个民),又为什么不呢?

在暴政之下,只能苟活。

暴政以恐惧为根本原则,以谎言为基本信条,以暴力为强大后盾,以权力滥用为主要表征,侵犯人的肉体与精神,使人成为工具。

一家百年老店,初创的店主心里明白,除了自身(内在的)聪明才智的制约,他的店基本不会存在外部性的不确定的风险。因此他完全可以安心经营,在他有生之年内,他可以通过放弃眼前的消费享受以期换取未来更大的回报,更多更好的消费与享受;更进一步,他甚至可以牺牲他自己的享受,以换取子孙后代的幸福,因为他有信心期待。为了这一越来越长的期待过程(生产过程),他诚信经营,以质取胜,总是力图拿出最好、最便宜的服务(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口碑、声誉、回头客……,这些于他来说,与他的聪明才智与风投意识一样重要,成为他事业成败的生命线,成为他事业越来越成功的保障;而谎言、欺诈与造假带来的一时暴利,将会成为他未来时间里获取回报的灾难——在私有产权安全的社会里,一家百年老店,就这样诞生了。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保障生命、私有财产和自由。洛克对政府提出的要求是低调的,要求政府执行规则、执行法律即可,当裁判员就别当运动员,当运动员就别当裁判员,一身兼二任既破坏了法律,也极大地伤害了自由。政府的目的也因此很快就变成政府自身的目的,变成以公权谋私权的工具。凡是违背政府目的的政府,就是暴政政府。凡是违背政府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者,就是叛乱者。

洛克对违背政府目的的统治者提出警告,如果暴政持续下去,“无论什么政府都会遭到强力的反抗。”人们就会“以强力对付强力”,人们就“必须把他当作侵略者来对待”。为了维护人权与自由,人们必然具有反抗的权利。

如果任何人侵犯了别人的生命,那么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一个人可以毁灭向他宣战或对他的生命而怀有敌意的人”。为生命而活,才是神圣之活。为生命而战,才是神圣之战。

无论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都没有理由灭绝失败者的生命。

叛乱是对政府的叛乱,是对政府的颠覆,但洛克对叛乱者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社会的叛乱是果,而不是源,源在于政府和个人滥用政府的公共权力,”不论什么人,只要以强力破坏法律并以强力为他们的违法行为辩护,就真正是地道的叛乱者。”这种强力,只有政府才有,政府本身才是真正的叛乱者。如果政府守法,公民就会守法,政府与公民就都会安然无恙,同在一个蓝天下,过着和谐与快乐的生活。政府守法,是社会和谐之源,稳定之源,繁荣之源。

洛克从不高扬人的道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道德观,道德观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个体的道德千姿百态,群体的道德也是基于底线的道德,在群体中高扬道德,尤其是推崇高尚的道德,那无异是破坏了每一个人的道德生命力,使每一个人在高尚的道德面前失去了做人的尊严。

有人因事业而不朽,有人因思想而永生。

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追求政府的既得利益,而是为了公共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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